“9·11”后国际反洗钱形势转变

自“9·11”事件爆发以来，全球范围内对恐怖主义及其资金来源的打击力度显著增强，洗钱活动逐渐成为恐怖组织资金流通的关键途径。在这种形势下，国际社会对反洗钱的认识发生了快速变化，并着手对既有的反洗钱策略进行优化，将反恐怖融资纳入到反洗钱的工作框架之中。2012年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推出了新的国际标准。在此之后，从2014年至2022年，该组织对成员进行了互评估活动。这一举措旨在促进各国在反洗钱领域的进步与发展。

自那时起，各个国家都在努力健全反洗钱体系，以应对国际局势的变化。金融机构成为了打击洗钱行为的第一道防线，监管的强度也在持续提升。同时，各国正积极展开交流与协作，互相分享反洗钱的相关经验和信息。

我国反洗钱认知的“三级跳”

我国对反洗钱的认识日益加深，起初仅限于保护金融机构的稳定和声誉这一狭隘角度。随后，人们开始意识到洗钱与上游犯罪在经济利益上的紧密联系，从而开始重视金融安全。如今，这一观念已经上升至维护国家总体安全的战略层面，反洗钱也成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一部分。随着这种认识的转变，我国在反洗钱领域的工作也在持续向前发展。相关法规和政策不断得到优化，部门间的合作愈发紧密。中国人民银行、金融监管部门以及司法机关等机构携手，合力打击洗钱违法行为。

国际标准与成员互评估

2012年，金融行动特别工作组颁布了《打击洗钱、恐怖融资及扩散融资的国际标准——FATF建议》。这一标准为全球反洗钱工作确立了统一的规范与指引。基于此标准，自2014年至2022年，对成员进行了相互评估。互评估机制能够全面评估成员国的反洗钱工作是否符合规定，并且能否有效执行，进而推动各国持续优化和加强本国的反洗钱制度，从而提高整个世界的反洗钱能力。

在互评环节，各国需呈现其在反洗钱各阶段的具体工作成效，诸如法规建设、监管手段、执法强度等方面。遇到评估中提出的问题，各国应制定出针对性的整改方案，并切实执行。

我国执行定向金融制裁决议的缺陷

中国在执行联合国安理会针对金融的制裁决定时，发现了一些机制上的不足。这些不足主要体现在责任主体、资产覆盖范围以及责任内容的不完整性，以及国内在转发决议过程中出现的延迟。这些问题使得在应对国际金融制裁的要求时，我们的工作效率和准确性受到了影响。以冻结和监管涉及恐怖主义资金的资产为例，这些缺陷可能导致监管上的疏漏。

存在这些机制上的不足，可能导致不法分子借助规则上的空子从事洗钱和恐怖主义融资。相关部门正在努力探讨应对之策，旨在优化机制，确保国际定向金融制裁决定的执行到位。

反洗钱法修订的重点方向

王新提出，对反洗钱法的修订关键在于将某些非金融机构纳入监管体系。修订后的草案明确将个人、单位、企业以及特定的非金融机构确定为反洗钱的责任主体，从而打破了以往监管责任主体单一的格局。这样的改动有利于拓宽监管覆盖面，实现对于各类洗钱行为的更全面监控和有效遏制。比如，某些非金融领域的交易行为也可能潜藏洗钱风险，一旦纳入监管，便能更有效地预防和控制。

修订的草案中还包括了对技术及操作层面的多项优化，旨在满足当前反洗钱工作的需求。此外，它还致力于加强各相关部门间的协调与协作，从而提升反洗钱工作的整体效率。

反洗钱法修订面临的挑战

严立新提到，目前反洗钱法的修订遭遇两大难题。首先，虚拟资产洗钱问题日益突出。加密货币和虚拟资产被广泛用于洗钱活动，然而我国法律对虚拟资产的定义尚不明确。尽管草案中已包含防范虚拟资产洗钱的内容，但在查封、冻结、扣划、罚没等后续操作上，缺乏具体的指导，导致存在“前后脱节”的情况。二是关于司法救济的问题，在我国反洗钱执法领域，司法救济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。因此，反洗钱法应当包含相关条款，以确保公民的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。

应对这些挑战至关重要，它是反洗钱法修订工作的核心所在。相关部门在修订法律时，必须全面考虑这些问题，这样才能增强法律的实用性和其实效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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